利用大数据分析,痛击通信网络诈骗

网络搜索可知，2009年公安部对河北丰宁县、湖北红安县和大悟县、湖南双峰县、广东电白县和海南儋州市等6个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比较集中的原籍地进行了挂牌整治。其中，河北丰宁、湖南双峰、广东电白、海南儋州属于两次“上榜”。

简单搜索，就可以发现，这些地方的电话、短信、网络诈骗报道最早可追溯到2006年，甚至2003年，有的地方诈骗方式多年基本没有改变，有的地方已经过了多次变化。这些地方的公安部门也不是没有作为，地方政府的专项行动也打过数轮，甚至有的地方，年年打击诈骗都成绩卓著，但诈骗好像总是“春风吹又生”。多地的诈骗方式还被央视、中新社、新华社等“起底”曝光，但这并不影响那些名声在外的“诈骗县”、“诈骗村”一次次在报道中出现，甚至有的报道，让人觉得记者、办案的警察都有羡慕之意。男女老少，兄弟结尾，拿起手机、电脑等作案时就是骗子，放下又是生活美满的普通公民，上山打游击，进村需过安全岗，与警察捉迷藏。

诈骗暴利，可以不劳而获，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通信、互联网工具打破了时间、空间界限，信息流、资金流可以方便地流动，肯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手机号未全部实名、网上平台注册信息未能严格实名，可能也会有一些作用。但当一个村、一个县，连续多年被加上了“诈骗”的标签，还能继续“诈骗”下去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治理打击流程哪里出了问题？

第一，骗子居一地骗全国，我们为什么不能举全国之力，灭一地的诈骗？电信网络诈骗，大都情况下是如此，发送一条信息，上当的可能只有最多百分之一、二，甚至只有万分之几，大都只有千分之几，但只要有一个上当的，对诈骗者来说就已经是暴利了。而且可以今天骗山西的，明天骗河南的，银行卡、手机号经常换，人虽未动，同样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这些在大数据面前，都是透明的，如图，相关企业、单位每家派一个人，远不如打通数据后台有效（别和我说信息安全，打通数据后台，在严格规范下，同样可以保证信息不泄露）。

第二，堵是成本高、收效小的手段。目前各种宣传从未间断，电信运营商、即时通讯软件提供商、网络安全公司、银行已建立了一级一级的防护手段，越来越多的诈骗行为被识别，被拦截，报道中的拦截金额也越来越高，但这也导致“堵”的成本越来越高但效果却在逐步降低。出于暴利，骗子们会想更种办法“绕”过堵截。

第三，打得远不够狠，不足以震慑诈骗者。每一轮打击都是声音很大、成绩卓著，但并未能有力地震慑诈骗者。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①查清的违法所得金额较少，②处罚附带的经济处罚额度过小，③对诈骗未遂的认定偏软。

我们已经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全国都在积极推进互联网+，现在对于通信及网络诈骗来说，骗子已经快速互联网化、移动化，而相应的执法还受到各种时间、空间的限制，并未能充分发掘海量信息的价值，如果不能突破这一点，很难真正遏制此类诈骗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