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云治理”：社会治理的一“种”新模式2

二、大数据条件下 “云治理”模式的价值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无疑是伴随着“数据”向“大数据”的转化进行的。虽然对大数据时代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概念和技术，而应该引申至文化、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但是无论如何引申和扩展，其本身所具有的“云技术”特征，依然是最稳固、最鲜明的核心根据。

　　1.“云治理”概念成立的前提。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非同小可，“大数据”将改变商业运作、政府管理、生活方式和信息的积累，促使整个社会发生伟大的变革。政论家认为，“大数据的民意和政治”将开启网络民主的新时代，执政者应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积极应对“快速自由”的民意，善于应对各种“民意事件”；媒体专家认为，大数据时代使得任何有关“民生问题”的信息传播，都有可能引发公共危机事件；信息技术专家认为，新的“移动革命”将产生“移动形态的大数据”，最终产生“移动性质的信息爆炸”。与传统的固定居所、固定空间的信息传播形式不同，真正的“流动性大浪”将把世界淹没，社交媒体公司的传统模式将出现衰退趋势；哲学家认为，大数据开启了一个新的流动性“时间坐标”，开启了一个“信息时间”无所不在、到处侵扰的新型的现代性存在形态。

　　表面上，“大数据”仅仅是对社会存在的“数据状态”的一种描述而已，本身谈不上什么更深刻的含义。如果使“大数据”真正得以应用，还必须与“云计算”相联系。传统的数据处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大数据的收集、整理、储存、检索、共享、分析等多重功能。倘若不加整理，所谓的大数据的网络空间就会成为“塞满垃圾信息的旷野”。显然，“大数据”的存在依据是技术信息的飞速膨胀。但是，这里的技术信息并非纯粹的技术性范畴，而是已经与全球化的生活、生产紧密地融为一体。从经济到文化、从意识形态到社会治理、从政治到国际关系，“大数据”之所以能够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关键就在于大数据背后所隐含的“云计算”。对海量的、多样化的“大数据”现象进行“云计算”，可以快速获得各自所需的有价值信息。在这个意义上，拥有“大数据”是一种“资料前提”，更是一种“资源前提”。显然，“云治理”概念成立的前提，是网络化资源、服务的不断增加。其中，“计算机化”则是促使“云治理”走向社会、走近民间的一个关键性的技术应用和操作概念。“计算机化”、“数字化”是网络化的技术前提与基本保证。

　　“大数据”的真实价值隐藏于各种各样、毫无规则的数据之下，要发掘数据价值、征服“数据海洋”，关键性动力就在于“云”的逻辑计算能力。随着数据总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处理数据的技术将跨越式提升，“算法”会更加简明、高效，不仅软硬件升级，人类对数据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数据量扩展并不等于一个公司或机构具备拥有和利用大数据的前景，能够进行数据的深度发掘与关联性建构才能称得上拥有大数据。也就是说，在20世纪末，我们讨论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现象时，最大的关注点就是对世界各种各样的信息化、网络化现象的判断与反思。而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社交网络、电子商务与移动通信把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以PB（即1024TB，1TB＝1024GB）为单位的“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的各类“数据事实”的新时代。从“数字”到“数据”，再到“大数据”，本身已经不再专属于“技术发展”的范畴，而是能够反映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运行）方式变化的重要线索。通过“大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个体化存在、群体运动和社会运行诸多崭新的特征。

　　2.“云治理”新模式的价值选择。

　　 “云治理”作为社会治理新模式价值选择的逻辑依据在于：以超越社会传统治理的逻辑形式，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社会化，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实现更为高效地分享公共信息、公共服务的社会职能，促进解决社会资源闲置和无效的社会难题。在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主控性的社会治理”成为最突出的特点，而大数据促进了公共信息、公共资源乃至私人闲置资源的分享与流动，这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这意味着，纯粹的“公私界限”分立的“治理模式”，尽管在逻辑上成立，但在“云治理”的视野下，将遭遇共治、共享的新价值观念和庞大社会需求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