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经济新闻的数据呈现

数据本身并不令人讨厌，读者只是不喜欢他们所不喜欢的数据而已。如果我们提供的数据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并可以为他们的健康、教育、住房、养老、购物、出游、娱乐、理财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读者不但没有理由讨厌，而且会有足够的兴趣去深究。太原晚报的《“据”说经济》证明了这一点。

　　“数据，事实的真相、问题的答案、因果性和相关性的逻辑表达。突破单一性、随机性的局限，数据呈现事实的完全性样本，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观察周围的世界。今日起，本报推出《“据”说经济》栏目，发掘数据背后的新闻事实，图解百姓身边的经济现象。我们将对表情生硬、面孔冰冷的数字倾心‘整容’，努力为读者奉献‘大数据时代’的经济资讯。”

　　这是太原晚报2014年7月25日推出的新栏目《“据”说经济》的开栏语，截至目前，该栏目先后刊出14期。对数据类新闻而言，这是一个“改良性”的尝试，成熟的程式和套路仍在摸索之中；文、图、据的关系比例，部门之间、人员之间的作业协同，依然在试水、在磨合。

　　为什么要“据”说

　　为什么要“据”说经济？我这个操盘手起初是这样想的：

　　“软”是晚报的新闻传统，也是晚报对稿件的一贯要求，但经济新闻因为政策性较强、专业要求较高、数字和术语无法回避等原因，多年来一直存在“硬”伤。政策性较强，留给记者的发挥余地较小；专业性较强，进行大众化解读相对困难；数据术语较多，严重影响新闻的阅读快感。从而导致读者黏性与亲和力不足，民生关涉度与可读性欠缺，信息的穿透性和传播力受到限制。晚报经济部提出“不作三国志，写好三国演义”，着力扭转经济报道中的“新闻八股”，要求记者“做好说书人”，向话语生动活泼、读者喜闻乐见的新闻表述靠拢。

　　《“据”说经济》，就是“说书人”对数“据”进行解“说”的努力。在题材上，力图选取民生关涉度较高的内容，如本土上市公司业绩、城市公共自行车、“铁、公、机大战”、居民消费、银联卡境外支付、旅游、务工、中小微企业退税等等；在报道手段上，对数据进行软化的“整容”处理，以图、表、漫画等形式强化数字的可读性与亲切感，让数字新闻不再像财务报表一样枯燥，不再像电话号码簿一样让人讨厌，一句话，让读者能看进去、看下去。

　　回头去看时，发现有些“据”说，只不过用一副生硬的面孔替代了另一副生硬的面孔。但在目前追求媒介融合、报纸自新图存的背景下，作为通向一种新的话语方式的努力，编辑部以“十年期成”的长远考量，对现存的不足表示了充分宽容。

“据”说，前现代困局

　　2014年8月6日，太原晚报以整版篇幅刊发了《太原公共自行车，改变一座城市的出行！》一文，这是《“据”说经济》反响较好的一篇，经济部记者为此忙碌了半个月。

　　采写过程中，记者头顶7月的烈日，站在正午时分的大马路上，用纸和笔一辆一辆地统计十字路口的自行车流量，计算各个路段自行车总量中的公共自行车占比。忙碌了一天，最后呈现给读者的“成果”，只是版面右上角一个面积并不算大的柱状图。《“据”说经济》不能没有“据”，对这篇报道而言，公共自行车在总流量中所占的比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数字，但这个数据公交公司无法提供，记者只好自己到马路上去数数儿。

　　报道终于出来了，读者反响也很好，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大刀长矛“战法”的成功，带给记者的并非单纯的喜悦和欣慰——

　　在人类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的今天，我们的记者还在街头，以最原始的方式进行着人工调查；

　　在互联网已经可以轻而易举地处理海量的云数据和全覆盖数据的时代，我们还在对单个样本进行低信度的采集和综合；

　　在高技术行业已经可以通过云计算，从仅存关联的现象、甚至互不关联的人群行为中汲取到数据、知识和观点的时代，我们仍在布点取样，然后对具体的数字而不是数据，进行因果分析和逻辑推理。原因无他，我们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而以我们当下的能力，无法求取这个时代已经成为可能的信息对称。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沃尔玛超市就曾将apriori算法引入到Pos机数据分析中，从10万种以上的商品中发现了啤酒与尿布的相关性，于是将两种商品摆放在一起，从而大大提高了啤酒的销量。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对网媒、电商、现代物流，以及我们身边的许多行业而言，大数据已不是什么稀罕玩意，仿佛全中国都在紧随世界潮流向后现代社会阔步迈进。而对我们这样一个中西部省会城市主流媒体，这样的“好事”似乎仍是遥遥无期，新闻从业者们依然像等待奇迹一样翘首期盼。

　　十多天后的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组举行第四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建设现代传播体系。

　　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内容建设从来都是根本，无论网络媒体如何强调渠道意识和平台思维，人们依然无法想象，缺失了优质内容的渠道和平台可以成为传播“利器”。但是，如果失去了先进技术的支撑，则“根本”必将发生动摇。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数据信息，仍然需要记者以刀耕火种的纯手工方式，采集管窥锥指的有限性样本，进行因果模式的常规化分析。仅就经济新闻领域的数据报道而言，就可依赖的数据之规模和活性而言，我们的新闻生产方式，因为无法“以先进技术为支撑”，显然还停留在前现代阶段。

“据”说，“据”从何来？

　　数据作为互联网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已被称为“新的石油”，并在诸多领域创造了令人瞠目的财富，也是不争的事实。

　　就新闻而言，不论数据的面目多么可憎，我们依然无法想象没有数据的经济新闻。果如此，经济新闻将发生异化，并沦落为经济类的社会新闻，作为story,它将失去真实性的依据，作为news，它将失去相当一部分使用价值。这也是太原晚报坚持“软”路线，同时又不舍弃“据”新闻的脉络。但要把《“据”说经济》办下去、办成功，技术层面上软化数据之外，如何获取数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目前，媒体获取数据的渠道不外乎以下三个：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媒体的自采数据、基于互联网和云技术的“大数据”。

　　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是媒体多年来获取数据的常规渠道，但对新闻而言，这类数据存在着先天不足。一是滞后，不是以天、以月计的滞后，更多时候是跨越季度和年度的滞后，这样的数据，虽不排除深度分析的价值，但报道的时效性已大打折扣，这是《“据”说经济》目前最大的无奈。第二，统计部门不是为媒体量身定制数据，而是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不可能期望其调查内容与媒体自身需求对接，换言之，只能有啥用啥，不可能想啥来啥。比如公共自行车的流量数据，比如外卖市场的消费习惯，只能靠记者到市场上去抓取数据。第三，大众传媒的性质，决定了媒体对叙事的天然需求，而统计数据除了结论之外，并不呈现过程，对此类数据进行故事性的软化，往往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通常是把文章中的数据整合成图表中的数据，用一种讨厌替换另一种讨厌，这也是常规性、制度化地依靠统计数据的经济报道之所以长期存在“硬”伤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数据”确实是个好东西，与日常生活高度关联、过程与数据同时呈现、完全性样本的精确度、基于互联网云平台的实时性，这一切，对媒体有着无穷的吸引力，央视2014年春运期间的《据说春运》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但央视如果没有得到百度的数据技术支持，春运是不可能如此“据”说的。央视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被称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民间问卷调查和媒体调查活动，从2006年延续至今，以80多万个中国家庭为样本，建立了国内最大的媒体民生调查数据库，不断以数据研判经济生活、发现市场动向，以此支撑其民生经济报道。此项调查，是央视与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合作开展的，这样的强强联手，一般地方媒体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开办《“据”说经济》之时，也曾谋求与一些有名信息企业合作，但尝试归尝试，结果仍是预料之中的“未果”。“大数据”是稀缺资源，“大数据”也是大势所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捷足先登的媒体，必将在经济、社会、时政等各类新闻报道中抢得战略上的制高点。

　　如果说，“大数据”是好水，但也是难解近渴的“远水”，而统计数据是质量欠佳、勉强煮饭而不宜泡茶的“自来水”，自采数据则是媒体的“自备井”。挖井虽然艰难，却能在“远水”到来之前，为受众端上一壶香茗，免受“自来水”的水质之困。2014年8月至10月，经济部记者历时两月，以问卷加走访的方式，对太原外卖市场进行了深入调查，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数据。10月29日，太原晚报以5个版的篇幅推出《太原经济社会调查之一：太原外卖调查》，报道的数据信息量虽然很大，但“数据+故事”、“数据+图表”的模式，使数据得到了根本性的软化处理，非但不“碍眼”，而且成为整个报道中最闪亮的“文眼”。报道刊出后，太原晚报官方微信平台摘要推出，读者点击量达5000多人次，同时中国人寿等数家企业联系本报，希望就双方关注的经济现象进行合作调查。该报道也相继获评2014年度太原新闻一等奖、山西新闻一等奖。

　　《经济社会调查》是《“据”说经济》的子栏目，目的是立足“远水难解近渴”的现状，通过数据自采，把新闻生产的触角向“上游产业”延伸，探索从“来料加工”到“一条龙产业链”的转变之路，近期设想是满足自身对数据信息的需求；远景目标是开展面向社会的经济类服务性调查，随着技术力量的壮大，争取从数据信息的“消费者”向“制造商”转变，创造报业经济的新增长点。

追赶时代精神

　　谋划《“据”说经济》栏目的时候，很多设想、很多灵感、很多技术性的细节、甚至图表与文本的互动模式，“源头”都来自国内各大媒体的公共微信号和移动客户端，以及门户网站的数据式互动报道。我们的信念是：“即便没有先进技术，依然要有互联网思维！”

　　当下，尽人皆知的事实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传媒生态原有的平衡发生了巨变。网络和数字媒介催生了新的公共空间，使公众对传播介质的偏好发生了巨大改变。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时候，就被叫做新媒体，之后是门户网，再后是博客、微博、微信，在不断的自我“刷新”中，博客如今成了“古董”，微博差不多也成了传统媒体，半数国人都在疯玩的微信，也许哪天一觉醒来，就又被“刷新”了。而一以贯之的只有互联网思维，只有互联网的平台意识和渠道意识。

　　纸质媒体多年来强调的“内容为王”虽然没错，但问题是：第一，并非所有的内容都是王，优质内容才是王。自媒体时代，你可以生产内容，别人也可以，垄断被竞争取代，胜者才是王，这个王不是自封的，是受众用脚投票产生的；第二，如上文所言，没有优质的平台和渠道，即便有称王的内容，也只能通过别人的渠道和平台来传递，纸媒的传播能力将因此进一步弱化；第三，平台和渠道意识，说白了就是“受众为本”的意识，没有这种意识，不了解读者的偏好，反过来以为自己的意见就是读者的意见，以为自己做出什么读者就喜欢什么，以此闭门造车，如何保证出门合格？这样的内容，很难成为王者，更多时候只不过是自命不凡的自说自话。

　　就《“据”说经济》和《经济社会调查》这两个栏目的反响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数据本身并不令人讨厌，不是读者不喜欢数据，读者只是不喜欢他们所不喜欢的数据而已。如果我们提供的数据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并可以为他们的健康、教育、住房、养老、购物、出游、娱乐、理财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为他们的家庭财富规划和具体消费行为充当经济顾问，这样的数据，读者不但没有理由讨厌，而且会有足够的兴趣去深究。

　　媒体人应该清醒：在信息爆炸、资讯泛滥的年代，相对于读者手中的选择权，媒体对信息的控制权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如果不拿出企业投标和总统竞选的姿态，读者完全有能力从媒体席上搬走原本属于我们的那把椅子。《“据”说经济》和《经济社会调查》的栏目记者之所以不辞辛苦地自采数据，正是出于对读者选择权的敬畏之心。

　　报纸不是互联网，论资金之雄厚、论技术之强大、论生产力之先进，报纸也比不上互联网。但是，幸与不幸，我们生存于互联网时代，而且必须在这样的时代与报纸患难与共、同其浮沉，如果我们无法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精神，恐怕只能加速自身的衰弱。无论《“据”说经济》，还是《经济社会调查》，都是向这种精神靠拢的努力，一两个栏目的尝试允有成败，而对时代潮流的追赶则不容稍息。